这是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苋菜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儿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这时候，从县城那面，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他望着车上的人们，忘了自己的牲口。前边一头大公牛趁着这个空，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
“牛吃庄稼啦。”车上的人叫嚷。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气乎乎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牤子，狠狠地抽了一鞭。
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过了西门桥，赶车的挥动大鞭，鞭梢蜷起又甩直，甩直又蜷起，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马跑得快了，蹄子踏起的泥浆，溅在道边的蒿子上、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
跑了一程，辕马遍身冒汗，喷着鼻子，走得慢一些，赶车的就咕噜起来：“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辕马也明白：他只动嘴，不动手。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慢慢吞吞地走着。牲口喘着气，响着鼻子，迈着小步。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他们通共十五个，坐得挺挤。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挎着匣枪，有的抱着大枪。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
不过打头那位八路军着实打眼，就连老孙头看了都提了一口气，他走南闯比多年。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亮眼的人物儿。只不过这位干部看上去年纪得实在不像话，最多也不过就二十郎当岁，也不明白怎么就成了这些八路军的领队。
更让他不明白的是这位黎队长总有一种让人心生敬畏的感觉，一个小小的工作队队长连他这个赶了二十八年车，就连穷凶极恶的小日本都拉过的老车夫连黄腔都不敢开。
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他是昨儿给人装柈子（劈柴）进城来卖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他答应下来，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不管好赖，不是空车往回走，能挣一棒子（瓶子）酒。总是运气。
车子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老孙头一面骂牲口，一面跳下地来看。轱辘陷在泞泥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他叹一口气，又爬上车来。下死劲用鞭子抽马。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绕到车后。帮忙推车。这时候，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那赶车的，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因为跑得快，又是胶皮轮，并没有窝住。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赶车的扭转脖子，见是老孙头，笑了一笑，却并不赔礼，回头赶着车跑了。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悄声地骂道：“你他妈的没长眼呀！”
“那是谁的车？”
开口问话的正是那位英气勃勃的八路军干部，老孙头知道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黎队长，心中一紧就回答说：“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瞅那红骟马，膘多厚，毛色多光，跑起来，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
“到底是谁的车呢？”黎队长又追问一句。
见问得紧，老孙头倒不敢说了，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来避开追问。
既然如此，那位黎队长微微一笑，接着他的话头开始聊开了大天……
这个老孙头也算是个苦命的人，他说，“康德”（伪满洲国国号）八年，他撂下鞭子去开荒，开了五垧地。到老秋，收五十多石苞米，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他想，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谁知道刚打完场，他害起伤寒病来。五十来石苞米，扎古病（治病），交出荷（日本语，即纳粮），摊花销，一个冬天，花得溜干二净，一颗也不剩。开的荒地，给日本团圈去，他只得又拿起鞭子，干旧业了。他对萧队长说：
“队长同志，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地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往后，我泄劲了。今年元茂闹胡子，家里吃的、穿的、铺的、盖的，都抢个溜光，正下不来炕，揭不开锅盖，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叫把谷子苞米，通通分给老百姓，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队长同志，真是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咱如今是吃不大饱，也饿不大着，这不就得了吧？吁吁，看你走到哪去呀？”他吆喝着牲口。
老孙头那也是个好事之人，发觉聊起天来那位黎队长可以说得上是和蔼可亲，更出奇的是他对于田间活计更是了如指掌，这心情一松嘴巴就没把门的了，不由自主地打听起人家的来历了：“队长同志，听您这话您可是一手好庄稼把式，可是瞅您这幅样子怎么看也不是庄稼汉啊？”
还没等这位黎队长回话，八路军当中年纪最小的那个，别人叫做小王的小战士抢着说道：“孙大爷，我们黎队长可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回来的知识分子呢！”
却原来这位黎队长是当年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华工后代，他的父亲当过那位弗拉基米尔同志的卫士，还和那位铁人大叔共事过一段时间，也许是因为这段际遇，也许是出于华人本身的谨慎小心，这位革命功臣居然逃过了大清洗，“幸运”地牺牲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之上。他的母亲也在战争期间病逝了。
而黎队长因为是烈士遗孤，年纪又小，当然主要是上面还有人观照，卫国战争期间十几岁的少年兵也根本没啥稀奇的，所以没有卷入到刚刚结束那场世界大战之中，反而进入了莫斯科大学深造。
去年毕业的黎队长并没有留在苏联，反而申请回到自己母国。要知道这个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苏联可是百废待兴，特别是战争损失的大量男性青壮年，像黎队长这样根正苗红，还名校毕业的同志运气好的话当个大工厂的厂长或者小城市的市委书记都是有可能的。
虽然苏联方面也尽力挽留，但是铁了心的黎队长最后还是回国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
照理说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红色力量也是极为重视的，可以说随随便便当个干部那完全不成问题。可是黎队长坚持要下基层，热切希望到革命工作的第一线去了解自己母国的真实情况。
对于这样的好同志，领导们在心里大大地给他了一个赞之后，也满足了他的要求。就算在红色力量这样近乎清教徒团体的组织之中，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同志，这样的出身，这样的履历，可说的上前途一片光明，为了革命事业，也是为了他本人，反而把他安排到基层，那才是真正的重视，真正的培养。